摘要：新加坡的唐人街叫牛车水，早年新加坡当时没有自来水，用牛车运水情景在唐人街非常普遍，人们便称为牛车水。牛车水记录了早年来新加坡的华人的生活痕迹。牛车水的重要地标：三大电影院战后的五十至七十年代，堪称牛车水影院文化的全盛期，有东方、大华、金华三...
新加坡的唐人街叫牛车水，早年新加坡当时没有自来水，用牛车运水情景在唐人街非常普遍，人们便称为牛车水。牛车水记录了早年来新加坡的华人的生活痕迹。
战后的五十至七十年代，堪称牛车水影院文化的全盛期，有东方、大华、金华三间电影院鼎立，分别代表了邵氏、国泰与光艺三间电影公司。
这三间戏院的历史，其实都可以追溯到战前，但如今就以大华戏院的建筑最为悠久。它在1927年，由槟城出世的富商余东旋（1877– 1941）始建，原是上演粤剧的“天演大舞台”，是他所建造或拥有的戏院中规模最大的一间。余东旋出生后不久，他的父亲余广带着妻小到霹雳州的务边，那里正在开发锡矿，有许多华人矿工干着艰苦的体力劳动，余广就开了一家“仁生”药铺。
▲前大华戏院，原称“天演大舞台”
余东旋在五岁时，被送去广东佛山接受传统教育，十五岁返回槟城时才接受英文教育，于是他在小时就培养起对粤剧的兴趣，后来他的第三妻子更是会唱粤剧。民间还流传了一段故事，说余东旋的某某姨太太常到牛车水的庆维新和庆升平两间戏院看戏，有一次不知何故，戏院的班主得罪了她，她一怒之下，回家告状，余东旋便将两间戏院都买下，还把那里拆除，另外起了一座新的“天演大舞台”，即后来的大华戏院。
“天演大舞台”的戏院建筑是由著名的士旺和麦肯林（Swan and Maclaren）公司设计，美伦美奂的门面外墙有一大方框的彩瓷镶边，青龙盘绕，中间五个身穿清朝服饰还有大花脸的人物形象竖立在长窗的正中，至今依然绚丽夺目。当时的瓷砖据说是由来自上海的工匠所铺，但瓷砖的仿中式美术设计却是士旺和麦肯林所提供，然后在比利时制造。
戏院隔壁的南天酒楼，也在1927那年落成，那是新加坡第一间设有电梯的华人酒店。作为一个摩登的消闲场所，它也自然成了文人雅士云集的地方。五四作家郁达夫初来之时，曾在这里留宿，而新加坡南洋学会也于1940年3月在此诞生，由许云樵、姚楠、张礼千、关楚璞、郁达夫等学人聚集一堂，共同发起。
这两座建筑，长期雄视着牛车水二马路（新桥路）和余东旋街的街景，始终未被列为古迹保护，但属于Chinatown 保留区。另一座跟余东旋有关的建筑则是大马路（桥南路）的余仁生大楼，建于1910 年。除了经营中药生意以外，余仁生早期也提供汇款服务。余东璇在本地的业务后来愈发多样化，但1929年发生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时候，他已经从马来亚的锡矿与橡胶业生意淡出，尔后到香港度过晚年。在他身后，他的家族王国最终得以守住的业务就是余仁生。
余东旋也曾经在苏菲尔山上建了一座高达五层楼的别墅。这个地点自新加坡开埠以来，就建了好些高尚的住宅，其中一间属于莱佛士的妹夫William Flint。余东旋在1912年买下一名犹太商人建造的豪宅Adis Lodge，拆除后，改建了“爱德华巴洛克式”的余别墅，里面装置意大利的大理石雕像和爱尔兰设计师特制的彩色玻璃窗。这座气宇不凡的别墅，却在七十年代出售，八十年代拆毁。
再回说牛车水早期的电影院，最早的其实应属1916年已经开业的华英戏院（Empire Cinema），即金华的前身，地点当时被形容为大马路“牛车水尾”，原址应在马路对面，即1935年建成麦士威巴刹一处。这一带在1907年之前尚未开出麦士威路，两边都属青山亭，即广客帮的义山。目前的麦士威熟食中心，近二十年是不少泡夜店的馋客爱来吃宵夜的地方，显然本来不该是夜猫子探幽的去处。但根据一百年前的报章广告，“华英”的电影戏已经是在七点半和九点半开演，中场休息还售卖冰水。华英的业主是来自马六甲的华侨孔天相，他的弟弟孔天增后一度到印度留学，也曾是《海峡华人杂志》的重要撰稿人，却不但“回归”中国，到上海当一家英文报的主编，还在北京担任了袁世凯的翻译，不料1915年染上天花去世，享年仅36岁。孔天相担任过孔教会董事，后来在卫理公会教堂参与布道，而华英早在二十年代，已经转让给来自宁波的邵氏兄弟。邵氏1925年在上海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，第一部电影是以军阀为题材的《立地成佛》，后来就以各种稗史和民间故事为题材，拍了许多大受欢迎的电影，东南亚的华侨便是重要市场。华英一度改称为南京戏院，战后曾是重庆戏院，后来由光艺院线买下，1958年改建成金华戏院。
▲前金华戏院
继华英之后，1921年在大坡创建的，是位于二马路的中华戏院（Palacegay Theatre），创办人据说是祖籍福建海澄的陈桂荣，标榜专演“国产影片”。1936年易名为东方戏院，日据时期称为东方剧场（Toho Gekijyo）。
另外，丹戎巴葛路尾在二十年代也开了一家欢乐园（ Happy Valley）游乐场，除了京剧与潮音的表演以外，还有马来歌剧、印度幻术等等，可说是多元文化。1927年3月12日，就在这里发生过一起“牛车水事件”，也称“国忌日之惨剧”，事缘当时举行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的纪念活动，结果出现了反帝国的煽动性演说和传单，引起骚动，游行队伍在牛车水警察局外遭警方开火，造成六死十四伤。殖民地政府后来在本地搜查夜学，至少五间被列为非法。这起事件，意味了国民党中左翼和右翼的分裂。
就电影业的发展而言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本地在三十年代开始上映有声中文电影的时候，大坡小坡都能看到华语或粤语的影片，影商往往在两处同时推出同一片子，比如大坡在“南京”上映，小坡就在“ 中国”戏院上映。中国戏院即后来的光华戏院，1991年成为莱佛士酒店改建后的一部分。
中国南京政府的中央电影检查会，其实在1937年就要下令禁映粤语片，令华南电影界为之哗然。但那年也发生七七事变，周璇主演的《马路天使》，唱出“血肉筑成长城长，侬愿做当年小孟姜”，不久上海就沦陷，大批影人都南下香港，禁令也形同虚设。
余东旋街的天演大舞台，1932年又改称上海大戏院，反映了戏曲文化与电影文化交替的年代。1929年，它和首都等本地主要戏院都已在寻求最新的音响技术，迎接有声电影的新时代。但它一度也和梨春园一样，是香港粤剧艺人前来表演的地方，其中包括与马师曾齐名的“万能泰斗”薛觉先。他在1933年出了一部号称史上最早的有声粤语兼时装粤剧电影《白金龙》，这一制作也在于为上海等地设厂的南洋烟草公司，别出心裁地宣传新推出的白金龙香烟。薛觉先来登台时，这里的电影宣传稿干脆就说“白金龙”来了。此外，三十年代带团来“天演”表演的粤剧老馆，还有白玉堂，扮演《七侠五义》故事中的“锦毛鼠”。
1936年，“上海”租给邵氏机构，改成以放映电影为主的皇后戏院。1938年，也有上海银月歌舞团登场，大秀粉腿酥胸的表演。战前的四十年代初左右，牛车水的酒楼和茶室仍盛行着女伶穿旗袍，清唱粤曲，那样的艳舞自然算是新潮又大胆了。
本地《总汇新报》在1933年，曾有别出心裁的广告，以“古香艳辞”来引发人们对邻座南天酒楼的遐想：
潇潇风雨，吟尽楚江秋
遣怀无目，忆南天，有画楼
女绿男红，茶香酒洌，足涤万古愁
……
南天大酒楼在二三十年代，五楼在白天和夜晚有粤剧表演，天台的茶楼则表演京剧。新加坡的京剧泰斗潘月红，早期就在南天清唱。她在上海出生，14岁跟某戏班的一队女伶来新，在牛车水住下，每天坐黄包车到南天。根据她在口述历史里的回忆，她初来清唱的时候， 会唱的戏并不多，但马上就红了，就因为她长得漂亮，人家形容她的脸儿就像“煮熟的鸡蛋剥开来”那么楚楚可人。作为歌伶，除了固定薪水以外，是靠茶客点唱来挣钱的，只要客人点得过瘾就行。除了上海人以外，这里懂得听京戏的，当时主要都是福建人、福州人。
战后，皇宫戏院被光艺机构接管，易名为大华，公映首轮华粤语影片。戏院在1956年又转售给国泰机构的陆运涛。后来不仅首映国泰出品的影片，如《空中小姐》（1959）、《星星月亮太阳》（1961）等，还不时特地邀来“曼波女郎”葛兰等当红明星随片登台。五十年代的新加坡，有新世界等游艺场的脱衣舞表演，也有华校生发起反黄运动。到了《野玫瑰之恋》（1960），葛兰大唱“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”，那般歌女的形象，又能否说是代表着新时代女性，另一类的自信洒脱呢？
电影归电影，别说当时这里的女生，恐怕一般家里都管得比较严，从五十年代华校生的话语看来，反对黄色文化运动和“默迪卡” 时代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也是息息相关的。五十年代有不少歌台大跳艳舞，大唱色情歌曲，而表演的戏剧，相对于当时学生的文娱活动，也被认为是属于低级趣味。当时的妇联代表和反黄总机构主席陈蒙鹤女士就在1956年羽球馆举行大会时提出，色情文化麻痹人民的思想， 反黄运动的目标则在于促进一切健康文化的发展，欢迎不分种族语言、不同思想信仰的人士支持。
战后的新马华人，在文化与政治认同方面，正从“落叶归根” 过渡为“落地生根”。新马华人不但提倡马来亚文化，也呼吁学习马来文，比如陈蒙鹤的父亲陈岳书在水仙门创办的上海书局，就在1957年后开始出版各种学习马来文和翻译马来文学的读物。新加坡在1959年取得自治之前，人们早在争取政府对于四大源流教育（英文、华文、马来文、淡米尔文）的平等对待，英殖民政府于1956年开办了四间政府华文中学，同年又关闭了宣扬“加强团结”的星洲华文中学生联合会。
六十年代的本地华人，仍有相亲的现象，而离大华戏院不远的珍珠巴刹，就是人们相亲和拍拖的地方。除了有酿豆腐和河粉、烩饭之类的煮炒让人大快朵颐，女士们也能在这里购买服饰和各种款式的鞋子。
说起珍珠巴刹，这里的历史不但能追溯到战前的二十年代，还有一段文人逸事。郁达夫来新出任《星洲日报》文艺副刊编辑时，就曾经和同事兼诗友胡迈在这里吟诗作对。先是胡迈径自抒发身在异乡的情怀，盼望有“茶花女”来解忧：
花落重开更蕴情，珍珠巴刹晚凉生。
茶娘一语愁能解，不负投荒万里行。
郁达夫当时却显然正与王映霞发生离异，内心不大平衡，就作了一首对应的《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和胡迈诗原韵》：
月缺花残太不情，富春江上暗愁生。
如非燕垒来蛇鼠，忍作投荒万里行？
新加坡沦陷前夕的1942年2月，郁达夫逃往苏门答腊，胡迈却留下勉强过活。失去音讯两年后，他听闻郁达夫仍在苏岛，也曾托人传信。郁达夫终究是遇难了，但他在牛车水题了一幅字，却留存了半个世纪之久：话说1939年1月，他来到桥南路，靠近克罗士街交界处的星洲书店，当时书店三个合资人之一，原籍福建上杭县的游杏南，一眼就认出他来，盛情接待，结果郁达夫就给他的招牌题了字。
▲珍珠巴刹和大华戏院、南天大酒楼都位于余东旋街（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照片）
二战结束后，新加坡市内的大小商号包括酒楼等纷纷复业。大华戏院经过月余整修，也在1945年11月10日隆重开幕，特别献映一部抗战记录片《今日之中国》。
六七十年代的学生，或许会熟悉1966年珍珠巴刹大火之前，或是后来的珍珠百货商场里，一家专卖校服的店铺，叫做扬子江。但较早时，牛车水未见卖现成校服的店铺，是要找人特别缝制的。扬子江也是从街边的摊位慢慢做起。
其实，不仅是地标，不少华人文化也随着历史保留了下来。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访问研究员黄子明博士，将这些历史文化汇总成书，将传承延续下去。
（本文由八方文化创作室授权转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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